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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年第七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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盗墓:文化史观察与道德史拷问

中国古代盗墓往往乱世居多。而今天被人称为“盛世”,盗墓行为却空前猖獗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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田庄大墓盗洞 位于河北省曲阳县的田庄大墓,墓葬形制极为罕见和特殊,出土大量精美的汉白玉雕刻、砖雕构件、鎏金饰品和定窑瓷器,并首次在河北地区发现具有唐代风格的大型仪卫壁画。墓葬南北长66米,共发现盗洞二十余个。

  盗墓,作为中国历史上延续久远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,发生的原因值得关注。对历代墓葬破坏现象的动机进行心理分析,大致有如下三种情形:1.物利;2.冤仇;3.象征。物利,就是对随葬品直接劫夺以求生求富的行为。冤仇,即出于仇恨对墓主或者其家族施行政治惩罚,有时采取极端的复仇形式,战争中类似情形又有心理征服的意义。象征,即出于神秘主义意识对墓主“气”“势”及“风水”环境的破坏。但是盗墓行为最基本的动因,无疑是物利
追求。中国古代盗墓现象,与宗法意识以及“孝”的理念导致的厚葬风习有密切关系。
 
  回顾历代盗墓行为,可以看到许多情节特别的故事。古墓的盗洞,有时可以透露出前代文明之光。而盗墓者的行为更多地造成了古代文化遗存的破坏,也是我们不能不特别注意的。
 
  历代盗墓,有实力派军阀组织的大规模的盗掘。在项羽率领反秦联军破坏秦始皇陵园之后,有董卓、曹操、温韬、刘豫,以及“东陵大盗”孙殿英等组织的公开盗掘。农民暴动发生,也致使帝王陵墓遭受破坏,赤眉军发掘西汉帝陵,李自成焚毁凤阳明祖陵,都是典型例证。民间普遍的盗掘,虽然往往是个体或小规模团伙行为,然而历时长久,参与者众,对历史遗存的破坏也许更为严重。
 
  从技术演进的角度来看,盗墓和反盗墓的千年角逐,成为中国丧葬史多彩的风景。唐人李商隐在《杂纂》中说到“恶行户”,其中第二种就是“世代劫墓”。可知职业盗墓者的行为和技术,往往世代前后相承。现在考古工作者勘
探地下土层与埋藏物时常用的一种工具,是通常称为“洛阳铲”的探铲。“洛阳铲”原本是旧时洛阳盗墓者所创制使用,因以得名。盗墓者利用这种制作简单、携带方便、可以探知极深的地层的工具,能够经济便捷地发现墓葬所在,
甚至能大略了解随葬器物的埋藏情况。“洛阳铲”的应用,是历代盗墓技术遗存中的积极内容得到借鉴的实例。
 
  职业盗墓者的一些经验,在现代考古发掘中得到利用,如长沙被称为“土夫子”的盗墓者,许多后来在科学考古工作中参与清理发掘古墓,作出了值得肯定的贡献。观察样土判断古墓的深浅和年代,是“土夫子”的特长之一。这一技术在考古实践中的应用,为发掘工作带来了方便。由于随葬铜器氧化,使周围的土质发生变化,“土夫子”们将这种现象称为“铜路”。他们能够依据“铜路”准确地判定铜器所在位置,以便完整地进行清理。铜器氧化程度不同,质地有明显的差异,“土夫子”们对这一情形的熟悉,也有效地避免了铜器的损伤,保全了许多珍贵文物。
 
  有人会问这样的问题:盗墓与考古是怎样的关系?盗墓与考古有什么区别?首先应当明确,考古是科学工作,是学术探索,而盗墓是出于私利破坏古代遗存的犯罪行为。

盗墓:文化史观察与道德史拷问pi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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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范盗墓 现在考古工作者勘探地下土层与埋藏物时常用的一种工具,是通常称为“洛阳铲”的探铲。“洛阳铲”铲头刃部呈月牙形,剖面作半筒状,打下后提起,可以带上泥土,执铲者可据以判断地下土质及其他现象(左页)。陕西蓝田吕氏家族墓发掘报告指出:“墓地中使用空穴结构的墓葬共3座,全部集中于吕大临兄弟的墓葬排列线上。这说明该辈分家族成员具有较强的防范意识,而且墓葬深度也超过墓地中其他墓葬。”

王子今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,陕西理工学院汉江学者,中国秦汉史研究会顾问。曾为本刊撰写过《古代流民的行旅生活》等文章。

(预知完整故事,请阅读《华夏地理》2016年7月号)